简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并分析当前应如何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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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大作业

（1）考核内容：由课程责任教师于第10周（11月1日）在课程平台发布。

（2）考核形式：从22秋季学期起，广开各年级学生考核一律不采用客观题形式，考核内容以专题论文、调研报告为主。学生统一在广开教学平台“形势与政策”课程—“学习内容”主题— “课程考核”栏目中提交，辅导教师在平台中评分。

    （3）截止时间：12月19日。

考核内容：

问题一：党的二十大政治报告第七部分，专门论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彰显了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

请结合二十大报告有关论述，简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并分析当前应如何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问题二：结合所在教学点辅导教师所上专题，畅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要求：

    1、选题要求：从以上两个问题中选择其中之一进行论述；选择“问题二”的学员，第一段需写明辅导教师讲授专题的题目、时间、地点和主要内容。

2、总体要求：做到论述严谨、语句通顺，最重要的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内容必须为原创，抄袭或复制别人资料者，成绩评定为不及格。

3、字数要求：专科不少于1000字，本科不少于1500字。

4、提交方式：学生统一在广开教学平台“形势与政策”课程—“学习内容”主题— “课程考核”栏目中提交，以附件方式提交；辅导教师在平台中评分。

5、截止时间：12月19日。 

特别提醒：

1、本课程有24多万学生，进入“课程考核”栏目和提交作业会比较慢，请大家耐心等候，请尽量提前完成。11月1日前已提交的学员，若选题内容符合上面要求的可免再提交，若不符合的需要重写再提交。

2、学生日常行为表现（平时成绩，占20%），由教学点辅导教师结合学生参加面授、主题讨论等评定成绩并在平台录入，截止时间：12月19日。

参考文献：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明确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充分的科学依据和重大的战略考量,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史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法治理论、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法治领域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生动记载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推进依法治国的丰厚实践经验,深刻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绵延不断的宝贵治理智慧,广泛吸纳了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璀璨思想精华,科学擘画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战略蓝图,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在概念上系统集成、在话语上自成一体、在逻辑上有机衔接,展现出鲜明的理论风格、深厚的历史底蕴、开放的全球思维和雄浑的实践伟力,蕴含着睿智的法律哲理、鲜活的法治道理、深刻的法学原理、隽永的法理情怀。基于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的理论旨趣和学术动因,本文尝试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三大板块,即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其中,法治的基本原理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核,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要素。

“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这是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法治与人治关系作出的科学论断,为我们认识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关系、把握法治真谛提供了理论向导。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关系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对人类数千年政治文明史的抽象提炼,是对新中国数十年经验教训的理性反思。古往今来,法治与人治作为对立的治国方略,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长河中跌宕起伏,在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变幻多姿。在古代中国,“法治论”强调“治国用重典”,用权威性的强制规范甚或严刑峻法治理社会;而“人治论”强调“治国靠贤臣”,主张“为政在人” “权大于法”,注重发挥“贤人”“精英”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法治”或“人治”都是蜗居在君权之下的“手段之治”。在古希腊,“法治论”强调法律的理性及其一般指引作用,“人治论”则强调圣贤的智慧及其对解决具体问题的个别指引作用。“法治”与“人治”分别是普遍理性与特殊理性的代表。而在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治的对立集中表现为“法大”还是“权大”,是“法律说了算”还是“权力说了算”。习近平同志将法治和人治问题视为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基本问题和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对该问题最精辟最深刻的定位。要法治还是要人治,不是一个任意的选择题,而是回顾历史必须慎重、面对现实不能逃避的实践难题。

法治和人治问题投射在新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段极其艰苦的探索过程,也凝结下极其惨痛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高度重视法制。上世纪50年代后期,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了,不再那么重视宪法和法律,把法律作为办事的参考,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跌入低谷,宪法和法律在全党全民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宪法被虚置,成为一纸空文,法制的衰败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后来,他又尖锐地指出,要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必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搞人治危险得很,“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推进从人治型治理到法治型治理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江泽民同志十分鲜明地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正是在反复摸索、吸取沉痛教训、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党的法治意识逐渐成熟、法治定力不断增强、法治自信更加壮大。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法治建设经验的快速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优势得到凸显,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人心。

法治和人治问题不仅是历史上的难题,而且依然是我们走向法治现代化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受数千年法治虚无主义的历史影响和极“左”思潮的暗流涌动,无论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在法学研究中,一部分人在人治与法治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行为。习近平同志有的放矢地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治的表现形式、存在原因,指出了克服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思维的重要性。他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种现象不改变,依法治国就难以真正落实。我们必须认认真真讲法治、老老实实抓法治。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依据。他还强调了依法治军、建设法治军队的重要性。在建军治军中,继承和发扬军队建设中的好经验好传统十分重要,但是任何经验都是既往的,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如果过分依赖经验就会陷入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甚至导致人治思维和人治习惯,进而影响决策和行动的科学性。而制度和法规则是在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形成的,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要强调带兵备战打仗的科学性,强调依据体现规律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树立法律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